背井离乡、做最辛苦工作的中年人,可能有个更隐秘的共同点

科技2年前 (2022)发布 社科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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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北京朝阳区发现一例新冠无症状感染者。

  这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例,但当流调记录公布后,人们忍不住关注这位“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流调记录显示,他在北京20多个不同的地点做体力工作,经常工作到凌晨。

  为什么岳某如此拼命地干活?

  在随后接受采访时,岳某表示,自己家庭条件“比较一般”,父母患病,妻子收入微薄,两人还有一个六年级的小儿子。为了赚钱,他独自离乡十几年,现在在北京打工,寻找失踪的大儿子。

  离乡背井、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做着更苦更累的工作——“最辛苦流调”的产生也许并非偶然。岳某的困境有医疗、养老、育儿负担的原因,也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外出务工压力,大儿子在务工时失踪更让这一切雪上加霜。在以上这些方面,弱势群体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但研究还指出,性别比失衡也可能是岳某困境背后一个深层原因。

  一个新研究显示,性别比失衡问题可能加剧了男孩父母的负担。在年轻女性缺失更严重的地区,家中有适婚年龄儿子的中年父母会工作更辛苦,同时承受着更高的事故发生率,在工作场所死亡的概率也更高。

  性别失衡,父母离乡

  此前,有一篇论文分析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呈现的数据,结果显示,家中有18岁以下的男孩,会显著激励家中的父亲工作更长时间。

  家中有男孩的父亲比家中没有男孩的父亲每周大概多工作0.68~1.14小时,能多创造1.41%~2.14%的GDP。这个研究还显示,家有男孩使得父亲工作时间延长最多的地区,就是京津冀地区,可能源于这个地区是重工业密集区,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更大,父代对子女性别的偏好也更强。

  2021年4月,复旦大学的研究者谭之博,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和北京大学的张晓波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一篇论文则指出了这背后可能的原因:由于男女出生比例失衡,新娘“供不应求”,许多儿子处在适婚年龄的父母不得不加倍工作多赚钱给儿子娶媳妇。

  为了让儿子在婚姻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中年父母们不惜寻找离家更远、收入更高、风险也更高的工作。而家中有适龄未婚女儿的父母则没有呈现出这个倾向。

  由于男性的死亡率略高于女性,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约为103-107(即在女性为100人的情况下,有103-107位男性),这种自然产生的出生性别比可以在达到生育年龄时男女比例大致为1:1。而在岳某老家河南,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是128左右,2015年是114左右,在岳某目前居住的山东,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在119左右,2020年则是112左右。

  这两个省份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已经持续了多年。对于这些地方的男孩父母来说,为了不让儿子“非自愿单身”,生活的压力非常大。

  新论文的作者之一魏尚进2011年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有未婚儿子的父母,会大幅提高储蓄率,以增强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

  浙江大学研究者于2021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同样显示,家中有儿子的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外地务工。当子女处于婚配阶段时,生养儿子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能性,在样本中,有儿子的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均值为0.141,无儿子的则为0.117。

  而当子女成立家庭,生活趋于稳定之后,父母是否外地务工的差距不再显著。

背井离乡、做最辛苦工作的中年人,可能有个更隐秘的共同点按家中是否有儿子分组的农民工外地务工情况丨李梦华,钱文荣,《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

  新闻背后,受伤的父母

  性别比例失衡对于父母而言不仅是沉重的负担,也可能是致命的压力。

  像岳某一样,育有儿子的中年父母中的很多人在采矿业、建筑行业从事有潜在危险的工作,包括与危险材料接触、承受极热极寒的工作环境等。

  岳某在北京搬运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在零工微信群里找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是日结小时工,面对面付款之后,雇佣关系也随之结束。没有劳动保险,也没有工资保障。

  这一点在谭之博、魏尚进和张晓波的论文里也得到了数据的证实。

  在年轻女性严重缺少的地区,意外伤害和因工死亡的数量明显更高,在受害者中,有适婚儿子的父母占比特别高。统计数据显示,子女性别比达到118.9时(即每100位女性对应约119位男性),地区工作中的平均意外死亡率为10.55,子女性别比较低时(101.18),地区工作中的平均意外死亡率为6.54,显著低于高性别比地区。

背井离乡、做最辛苦工作的中年人,可能有个更隐秘的共同点性别比和地区工作死亡率有显著相关丨Tan, Z。, Wei, S。 J。, & Zhang, X。 (2021)。 Deadly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of “missing girls” for workplace safety

  研究者分析,意外死亡增加,一方面是父母为了挣更多的钱而不惜从事条件更差、更危险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当雇主观察到这种求职内卷之后,雇主可选择余地更大了,于是雇主对生产安全的投资减少,让整个工作环境生产的安全性下降,进一步导致因工致残、死亡的概率上升。

  一方面,在男女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用工单位设立和劳动安全相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比例明显较低,另一方面,雇主提供工伤保险的概率也明显偏低

  这种影响甚至直接反映在了死亡率数据上,第一批独生子女成长起来之后,在 2003 年至 2013 年的十年间,我国41至60岁男性的死亡率增加了12%。 

  这位“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是无数位在困境中咬牙撑起家庭的父亲缩影。要改善这些劳动者的境况,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正在改善的出生性别比,也会为减轻未来的家庭负担,做出一些贡献。归根结底,平衡的性别比,会让每个性别、每个人受益。

  来源: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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